吴思康解读深圳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举措
26日下午，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（政策研究室）主任吴思康同志应邀为龙岗区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（扩大）学习会和区第九期处级干部大学堂作了主题为“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决定解读”的专题辅导。
总书记高度评价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
吴思康首先简要介绍了深圳市委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决定”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出台的背景。
今年3月7日上午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，指出“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，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。”总书记对深圳的创新，既非常肯定，也十分关心，更寄予厚望。为加快落实总书记指示，深圳快速行动，深入研究，并于7月17日-18日召开的深圳市委六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一《决定》。
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，但也面临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短板突出、关键核心技术、零部件和重大装备仍受制于人等挑战和问题。《决定》的出台，系统回答了未来一段时间深圳如何高质量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。
重点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攻坚
总书记指出：“要深化改革创新，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。”所以，我们立足于率先探索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，提出了四大机制，29个政策点，我们在整个机制设计中着重强调了市场发挥基础性、决定性的作用，旨在通过发挥市场对技术方向、路线选择、要素价格、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，推动创新活力竞相迸发、创新源泉充分涌流。下面，我挑几个政策点着重给大家讲一讲。
第一个，建立常态化的政企科技创新咨询制度。现在大家对这个都比较有共识了，但严格来说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。未来，在制定科技计划和攻关项目时，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定期咨询的制度，比如说一年或者是一个季度，请各方面代表来说一说他们的意见。一方面，充分征求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意见，另一方面，还要邀请国外的科学家，现在国际上我们还属于跟跑阶段，要通过国际科学家使我们的创新走在前沿。再一个，就是邀请创新企业家、风险投资家参与科研项目的遴选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风险投资家对投资价值、市场趋势、未来发展是比较有见解的，创新企业家中有一些既是科学家，同时又是企业家，这样的人对于技术及将来的市场价值可能认识更准确。像美英日等国在制定科研政策和科研项目遴选时候也是这样的，除了学术界专家以外，他们很注重吸纳工业界、金融界等行业人士的加入，这样能加强对未来市场价值趋势的预见和管控，我们希望借此可以使科研效果更加接近市场需求。
第二个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立项科研项目，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资助。这个话读过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话，但是我们写这个政策的时候，认为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。什么意思呢？西方发达国家很注重支持企业提升创新能力，如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实施的“中小企业中心创新计划（ZIM）”，采用研发经费补贴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新产品、新技术与创新型服务的研发项目，资助比例可达研究经费的20%-45%。我们在借鉴德国做法基础上，提出来这条政策，就是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。我们考虑资助比例大约在30%左右，这样企业仍是研发投入的主体，在项目决策时企业自身会很慎重，政府只是跟投资助，不影响企业的决策权，我们相信企业的选择，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儿，他一定更加负责任；二来政府资助也不是无条件的，并不是资助所有企业，而是对一些有研究条件的企业，如规上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。在科技体制创新中如何体现市场配置资源，我们经常讲、经常讨论，这个概念大家也都可以理解，但是具体操作怎么做，这个很重要。在过去的时候，这一条可能就是一个很大胆的一步，是我们科研资源体制机制上的革命性变革。
第三个，在基础研究领域建立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的制度。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立项的自主权的理念，给予一定经费资助，支持有创新价值但尚未形成共识的项目。这个在学术界大家都是支持的，科技部门的文件里也有这个内容，但是如何变成可操作的办法，我想还是需要提高。目前，深圳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原始创新就很难持续发展的阶段，很多创新可能就是从非共识创新开始，有的人坚持认为对，可是大部分人都说不对，但你希望有一个尝试的机会，可能就是对的，所以这就是过去说的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”，可能就是这个人有前沿的眼光，他想到了这个问题。我们要建立支持非共识创新的制度，要落到政策的层面。
我们认为这个不一定让政府机关去审批，政府可以每年给高等院校一定额度去支持这类科研项目，哪怕300万、500万也可以，一般每个项目支持20万、30万也可以，如果失败就失败了。创新不一定每个都是成功的，科学研究就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可能就走出成果来了。建立这样的制度对增强我们创新的后劲是很重要的。
第四个，探索建立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。这个主要是借鉴伊莱克斯、西门子等世界知名企业在技术研发项目中采取项目经理制的做法，让“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”。现在市里面比方说可能管着1000多个科技项目，一个处是八九个编制，再借十几个人，一共几十个人，一人管几十个项目，是管不过来的，他也懂不了那么多。所以，我们就推出项目经理人制度。这个经理人他可能就管两三个项目，由于他专业从事项目管理，要靠此“谋生”，所以他会对这个项目的遴选，对这个项目的效果负责，这个是他的名誉、他的“饭碗”，如果这个人管的项目老是出不了成果，那他生意就没有了，订单就没有了。所以探索建立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也可以从某些地方试点去做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
第五个，探索建立科研项目攻关动态竞争机制。这句话看上去是很简单的，看不出有什么诀窍，但我们认为这一条也是一个重大的变革。为什么说是重大的变革呢？我们现在申请科研项目其实就是写一个类似于申请书，找几个人评一下，可能就定下来了。而且我们现在的科研经费也不是一点点，国家可能一个项目都是几十个亿，几页纸就给他了，最后有没有出成果，成果怎么检验，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够好的。我们提出科研项目攻关动态竞争机制，就是开始的时候，同样一个项目可以多个团队同时进行，比如说五个团队同时开展，你不断地进行一期、二期、三期、四期评审，将“相马”变成“跑马”，看这个马在奔跑的过程中谁最厉害，光凭他起先申报的几页纸，光凭这一个人过去的声望可能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觉得，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去逐步淘汰一些机构团队，形成动态竞争才更加有效。
举个例子，腾讯当初开发微信产品就是两个团队独立攻关的，包括我们开展一些研究，相同的情况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，得出的结论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就是要多维度去研究、去攻关。有人说，你这个不是重复研究吗，不是浪费钱吗。不是一个概念，不是这样的，科学研究一定是需要多维度探索和“试错”的，从开始的时候五个、四个、三个、两个，到最后就是他，就这个最好了，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？科研项目的攻关往往有不同的技术路线，你往东走，我往西走，地球是圆的，大家都可以走，一直往东走可能最后也能到西方去了。科研攻关也是一样的，不同的路线最终也许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，其中有一个可能是最优的，但是开始时大家并不知道，有的可能按照传统路线走，有的可能走了一个新的路，所以开始起步时应该是多团队的，同时在过程中又应该确保效率、逐步淘汰，这就形成动态的竞争机制。
第六个，建立科研创新失败案例数据库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建立科研创新失败的案例做数据库，它也有经济价值，它的经济价值在于能够减少创新从零开始的试错成本，你把失败公布在那里，实际上是减少了很多重新失败的机会，一般情况下后来的人就可以不重复走前人已证明失败的弯路、错路。所以这项工作也是很重要的。
第七个，探索建立社会资源参与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机制。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机制，就是捐助免税。这个捐助免税里面反映了一个含义，是决策机制，就是说你是分散决策还是集中决策。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政府的口袋，由政府一部分人来决策。但美国比如说你捐助一百亿，如果我把这个一百亿建立一个基金，你这个就是免税的，也许你这一百个亿可能还有政府49个亿，但是我用来去做社会的事情，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，与政府财政是不一样的，它表现为一种分散决策，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钱去参与公共决策，你去捐助的时候，实际上你也帮政府的钱做了安排，这叫分散决策。这种分散决策对总体的宏观效果概率更大，所以我们也要探索建立这样的机制。目前，深圳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比较单一，多是财政资金投入为主，高水平的民办大学、科研机构还很少。我们要发挥财政创新资金引导作用，通过建立联合基金、慈善捐赠、众筹等多元化投入机制，支持骨干企业和社会力量建设高水平民办研究机构，开展前沿基础研究。鼓励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共建研发机构和实验室，加强面向行业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。
第八个，改进科技人才的评价方式，探索建立代表作评价制度。现在我们的大学老师找几个学生收集一下，一年发一百篇文章，这个100其实没有什么价值。但你的成名作、你的代表作是什么，这个1可能比那个100更有价值。俄罗斯有位作家写了本书后全球知名，但后来再怎么努力也写不出第二本了，但是他有这一本书成名了，你也不能说他没水平。所以代表作、成名作很重要，如果你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，但是没有成名作，也没有用，也称不上是大学者。实际上，国外有这种探索建立代表作评价机制，我们在这里作为政策文件明确要探索建立代表作的评价机制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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